一篇文章

乱七八糟写完张楚之后忽然觉得中国摇滚乐都是要成佛的

作者:师偃

上个月专门从大理折腾回北京,看一小撮老炮攒的演出“永远的钟鼓楼”,张楚唱了三首歌,都是我不会唱的。这两天几位好友纷纷给我转了十三邀许知远与张楚的访谈。正好开了公号,不妨聊聊张楚之于我。

我必须强调“之于我”,因为我并不能讲述真实的张楚,我能说的,是我被他触碰之后,我想说的。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吧。

我很喜欢“触碰”这个词。做这个公号,也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,我脑子里尖锐纷杂的怪东西自己协调了,清静了,这中间的过程艰难又精彩,我想表达出来,也许能触碰跟我类似的人。

触碰不是宗教那样的救赎,居高临下,在你命运的绝境处等待着,笼络你,吞噬你;触碰也不是哲学那样的逻辑推演,为了发掘某种智性的、自由意志的主宰力量,把艰难又精彩的生活、一察觉就已隐遁的生活简化、抽离,得出必得如此行动的结论,以理性的名义强加于人;触碰是文学的,是各人各自走出荆棘丛、转出明月帘时偶然的相遇,是相互认出,是船靠岸了,果子熟了,凝视的风景里聚焦出一双眼睛,没人撩拨的琴弦,此时响了。

就像一提张楚,脑子里就会自动冒出来这些歌词:

“刚好这时候,你没有什么主张,刚好这时候你正还喜欢幻想;刚好这时候,我还有一点儿主张,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。”

“静静的故事里流燃烧的火,轻取希望和她们在一起。嘿,我心的光芒照到太阳,让那太阳受到中伤。”

“精神如此分裂不带任何分裂的痛苦,在对生活的自我理解里变得更加孤独。其实这是一杯酒和一个醉翁,敬生的名贺死的冲动。幻想的心灵不能顽抗他奔向南方,迷路途中他飞起来进入梦乡。”

“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,或者系紧鞋带听远处歌唱。”

“和一个女孩一起过五年的生活能有多好。”

“我在街上碰见一个富人朋友阴沉着脸让我很惭愧,还是在这条街上,我碰到一个穷人朋友他也阴沉着脸,哦,让我抬不起头。”

我出生于小城镇,精神生活一直滞后于城市。因为这种滞后,我一路追赶从城市兴起,并随着城市化而扩散的现代文化,也因为这种滞后,我了解大城市生长的同龄人无从承袭的生活传统:习俗与幻像编织在一起的纱幕下,一种乡野、熟络,拘谨、朴拙,不经省察却很安心的生活——一种正在瓦解的生活。

这种氛围里成长起来的人能够认出那种气质,那些人扎根在土地里,仰望天空,被压抑的自由像种子一样萌发,勃发生长,生长啊生长,要长成乌何有之乡那丑而不材的大树。但面对工业、科技,资本和消费的宏大烟幕,他们的生命力迅速被消解成浅薄麻木的野草、柔媚芜杂的毒蔓,漫山遍野。在某个时刻,他们一起停滞了,失语了,消隐了。但也许隔山相望、也许地底连根,立志成为树王的人始终在沉默中相互触碰,分享那个究极的自我肯定。

——《造飞机的工厂》我一共买了一盒磁带两张CD,现在只剩下这一张了。

也许落后十年吧: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和《造飞机的工厂》,我是两张专辑一起买的,一起听的。那已经是新旧世纪之交了,热血的时代已经过去,匆忙的时代崭露头角,但我当时并不清楚这种时代更迭。我只是看到这些磁带摆在音像店入口的显眼处:《唐朝》、《演义》、《超载》、《黑梦》、《黑豹》、《两天》、《我去2000年》、《觉醒》、《中国火》……惶惑少年用坦诚又忐忑的心眼认出它们,像认出夜空中剖心剖腹的星斗。它们后面,是多如牛毛、大同小异,一眼望不到边的港台流行乐,好像游乐场里五颜六色的塑料海洋球。

——我家还能找到的三盒卡带

“我觉得我跟瞎子阿炳有传承。”在许知远的采访中,张楚这么说。

如果你在人生的同一阶段同时听过张楚和瞎子阿炳,对张楚这句话,你一定也跟我一样觉得诡异、惊奇,又好像豁然得解。高中有段时间我非常诡异地每天就听两盘磁带,一盘《造飞机的工厂》、一盘阿炳的二胡曲。午自习趴桌子上睡觉,耳机里就这两种声音:

一种是苦难的胡琴声,却并不因苦难而自怜自艾、小歌小泣,而是从苦难中悟出彻底的悲观,竟而产生了辽阔、深沉、大悲大悯的气度,好像那夜行拉琴的,不只是个伶人,他也是个打更的,时时警醒你,夜就是这么深了;他也是个掌灯的,眼睛瞎了,但心里亮堂着。

另一种就是张楚那苍郁、嘹亮的歌声,声律节奏总是回避和谐,逃脱熟悉,情感总是一顿一顿,气息总是跃动鲜活,永远注视着普通人的面孔,永远同时表达着离意与归心。

这两种声音都从行吟中来,从动荡中来,从普世的诗意中来。

张楚这类人,说话方式很有特点。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,虽然他很想敞开心扉跟你谈谈,但与人交谈仍然是件很费神的事。

他听到问题,会寻思良久,想努力搞懂你究竟想表达什么。他有了一个答案,但在话说出嘴之前好像就找到了这个答案的漏洞。他总是用“吧”这种试探性的语气助词结尾,他很怕笃定地表态,好像害怕无形中给了别人压迫感,又好像怕说错会误了人。也许他自己在生活中感到了太多的局促,而且他对确定的知识怀有敬畏,而对自己的记忆力没有信心。

“对自我的不肯定,多么迷人啊,迷惑女人,迷惑世界。”张楚说。这是他评价Korn时说的,他说出了在现象世界中创造动机的实质,但他并不停留在这里。甚至他清楚地知道,中国摇滚的问题,就出在这种“自我不肯定”的魅惑的传染病上。

“我是那种跟自我缺陷一辈子搏斗的人,像杰克伦敦那种人。”

这种搏斗,最终是要去除胸臆中英雄主义的诱惑,回归平凡人的自由:与自我缺陷搏斗的目的,是自我肯定,但这个自我,是真正的自我,而既不是被拯救的臣民、也不是拯救别人的英雄。

张楚从911事件讲起,饶有兴致地讲了一通地球能源危机背后的阴谋论,又扯到NASA的一些神秘传说,说许多年来,NASA一直派军人在探索一颗星球,他们去那颗星球上居住,那颗星球上有本地人生活、有高级文明、有制度管理。

“最有意思的是”张楚舔舔嘴唇说:“那个星球上没有人说谎。我想我一定会留下来。”

“思考这些意味着什么呢?”许知远问。

“思考这些,意味着我骨子里是一个文学青年啊,文学青年就是要关心世界的啊!”

在文学青年那里,文学青年始终就是一个美好的词语,对于我们来说,如果有天堂,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。

我想,张楚一直都不仅仅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歌手,或者摇滚偶像,或者音乐家,这些是社会身份、是职业,或者是别人贴的标签,他核心的精神特质,还是80年代的那种青春、诗性的时代精神:自我的探寻、个人的彰显,对世界的关怀。

何勇疯了、张楚死了、窦唯成仙了,后来窦唯烧车了,再后来仨人又零零散散出来演了一些出,何勇的舞台形象被人攻击,又疯回去了,再后来,窦唯地铁里又被人拍了,被人议论一番,再后来,又有“永远的钟鼓楼”的演出,这之后,事件也不会停。

多年以后,我们好像可以看清这一系列事件不过是时代暗潮翻涌起来的泡沫,张楚经历了什么,或者魔岩三杰、乃至中国摇滚经历了什么,其实有一个答案:文化的平权、艺术的民粹。

技术发展的影响之一,是知识的普及。传播技术落后的时代,知识、文化、艺术,是属于贵族阶级的特权,它们的传承和发展仰赖于家族、精英集团的积累,艺术文化工作,总是留给社会中衣食无忧的、脱产的那部分人的。技术的发展大规模地解决了物质匮乏,把很多人从被迫的劳作中解放出来;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艺术文化的传播,尤其是互联网,使得知识、文化、艺术都成为唾手可得的东西,为一个广泛的肤浅的时代铺平了道路。专业的艺术家仍然因为其专业而引领思潮的同时,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在媚俗的潮流中成为现实。

于是我们看到大批,是超级大批的人啊,把精神生活做成财路、当成虚荣的门面、或者当成体面的玩物。这种现实,对于历来有艺术理想、有贵族传承的那些人,太残酷了。

但这事儿还没法儿杠。因为艺术天然就蕴藏着反叛的力量,前卫的力量,就是说,艺术的内在动力,尤其在后现代领域,就是观念的不断革新。现代艺术本来就是自向贵族精神的革命中产生的。只是,打到了流行偶像,你就成了新的流行偶像,然后你就等着被打倒,被淹没。

而且,前卫艺术的前卫,并不专指形式上的变革,它很多时候是指对精神生活中具有普世价值的、具有永恒信念的内容的回归。这样说来,前卫,一直也跟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息息相关。艺术家对艺术的向上的追求,自始就带着向着泥土回归的坠力,从来也无法摆脱回归平凡的宿命,也就天然蕴含着媚俗的风险。

好些主唱自杀了,这么看来,张楚活得这么好,真是挺难得的。

嘈杂、通透、找到自己、让心回家,这些词汇在访谈中屡屡从张楚口中说出来。

“我刚拍了一个佛教的纪录片”在“永远的钟鼓楼”的演出现场,张楚说了这么句话。

“我发现你特别喜欢通透啊”许知远说:“通透,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张楚说:“我说不明白。”

我觉得许知远说得特别对,而且对这个“通透”,张楚一定有比他所能说出来的更多的理解,比如大乘佛教有“留惑润生”的说法,张楚一定也都参悟过,所以他的“说不明白”,又极有深意。

但反正张楚对他的创作力是不在意了,进则戎马天涯,退则马放南山,他走的终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。也没什么可惊奇的、也没什么可遗憾的。

我是随着自己的意识流写到了这里,最后想起,在那个热血的年代,有个叫余杰的北大学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叫做《张楚:孤独的暴乱分子》。现在的张楚,既不孤独,也不暴乱,他对摇滚乐的呐喊早已经没有兴趣,他更关注“人们在匆忙中找不到自己”的时代症候。那个余杰呢,早已经消失了。中国有很多事情默默消失了。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如火如荼,诺贝尔和平奖就默默消失了,想到这里,我对许知远“带着成见”去做十三邀,心生敬意,还是去买他几本书吧:《时代的稻草人》、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、《祖国的陌生人》,花钱嘛,谁不会。

来自微信公众号:师偃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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