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故事

那个女孩叫阿丹

作者:奔赴撒哈拉

2002年底,全国首个“SARS(非典)”病例在广州出现,当时我和阿丹正在某咨询公司实习。

2003年春节后,非典大规模爆发。那段日子,学校安保力度加强,不许学生随意进出校门,每天点名并上报学生处,若有发烧症状必须立即隔离。

连续两个月,电台每天都在更新非典死亡人数,现场招聘会陆续停办。在求职路上,很多同学一筹莫展,若论压力最小的,只有阿丹一人。

阿丹父亲在广州经商,开了几家五金店,毕业后就可以回家帮忙。可她的兴趣不在此,她想从事政法工作。和我一起,她报考公务员,还有H大学本科插班生考试。

那是高校扩招后,毕业生全面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一年,就业形势十分严峻,专科生很难找工作。

作为求职大军中的一员,我的公务员面试失利,网上投递简历也石沉大海,内心无比迷茫。那感觉,就像小时候大山里走夜路,眼前漆黑一片,头顶星光暗淡,恐惧和压抑如影随形,唯一能做的,就是沿着脚下的路,不知疲倦地奔走。

阿丹是一个文静的女孩,人很瘦,不漂亮,却开朗爱笑。知道她想考专升本,源自一则校园广播。2002年10月31日,她二十岁生日。同寝室的姐妹点了一首歌,预祝她考试成功。而那天,恰好也是我的生日。

我无意中说了和阿丹同一个生日,接着班里就传言,说我对阿丹有意思。对儿女私情慢半拍的我,只当是茶余饭后中的谈资。

因非典引致的封闭氛围,加剧了学习资源的“抢夺”。每一天,图书馆、自习室,几乎人满为患。晚上,学校的熄灯号一再延后,最终教务处只能逐个课室扫荡,“驱逐”那些像打了鸡血的学生。而我和阿丹,通常最后一批离开图书馆。也是那时,阿丹告诉我,她公务员考试惨败,“专插本”是最后的机会。

我们学校不大,半军事化管理,非典期间每天都有专人消毒。三月份,备考的高压下,有人病倒。考试前一周,阿丹不幸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那天早操,阿丹没有出现。同寝室的橙子替她请假,说她有急事回家。橙子的眼神闪烁,似乎另有隐情。

收操时,我找橙子进一步确认。她才红着眼睛说,昨晚阿丹高烧不退,咳嗽不止。早操前,捂在被窝中的阿丹,满头大汗,一直喊冷。

“班长,阿丹不让我说的,她怕……被当做非典隔离。”橙子哽咽地说。

我倒吸一口冷气,明显的非典症状,按规定必须上报!不由分说,我赶紧向班主任做了汇报。

很快,校医全副武装赶到阿丹的寝室,迅速将她隔离,并对寝室进行消毒。当晚,疾控中心的人开着救护车将她接走。事后,便有人对我非议,就连橙子,每次看我的眼神,都很奇怪。

广州的初春,乍暖还寒。三月中旬,我独自赴考。在题海中,我昏头转向,不禁怀念起阿丹来。

四月,专升本录取分数公布,我再一次落榜,心情跌入低谷。

彼时,广州的非典疫情得到控制,学校的警报解除,又可以自由出入校门了。听班主任说,曾被送校外隔离治疗的学生,已陆续安排返校。

一天夜晚,家人打来长途电话,让我毕业后回家。我怅然若失,独自跑去校外透气。

走到正门,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校门口停车场慢慢走出,后面紧跟着一位黑瘦的中年男子,手上拎着大包小包。

“班长,散步呢?”那身影飘至我跟前,甩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阿丹!我抬起头,两人打了个照面。眼前的她,头发比之前长了,脸显得更瘦了。一件浅色抓绒男式西服,松松垮垮地套在她的身上。

“一个月不见,认不出了吧?”她咧开嘴笑,像没事人似的,转过头对那个中年男子说,“爸,我们班长,我的病多亏他及时汇报。”

“你就是方木?是你向老师打的小报告。”中年男子打量着我。像受审的犯人,我定在那儿,如芒在背。

“叔、叔叔好!”我小声打招呼,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“爸,别瞎说!”她有些生气,推着男人往里走。

透过昏黄的路灯,阿丹那白皙的脸,蒙上一层油彩。走了几步,她不忘扭头问我:“班长,考得怎样?”

“成绩没出呢。”我声音有点发抖。

“等你好消息!”她朝我挥挥手,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我对着她的背影点点头,脸上火辣辣的。

校外的夜宵一条街,已然恢复早前的喧闹。大排档前,摆起一张张圆桌,处处灯火通明,人声鼎沸。那些考得好的,召集三五好友,吃饭喝酒,像有说不完的话。

躲到最远的档口,我找了个僻静处,叫了几瓶啤酒喝起来,然后踩着熄灯号,踉踉跄跄地走回宿舍。

第二天,我一觉睡到中午,手机有一条未读信息和一个未接来电。阿丹打听到我落榜,发信息给我打气。回拨未接来电,是实习公司人事部的电话,他们决定录用我,希望毕业前去办手续。

刚想问阿丹有没有被录取,对方工作人员却挂断电话。我的心咯噔了一下,空落落的。

受非典的影响,学校取消毕业聚餐。毕业典礼结束,同学们陆续打点行装,各奔前程。除了校门口多了些出租车,整个校园就像以往无数个暑假般平静。

阿丹前来道别,说她找了份律师助理工作,接着便关心我住的问题。

“补贴500块钱住宿,问了几个中介,价钱都比较高。”我埋怨道。几天后,她打电话给我,说沙河顶有单间出租,租金500块。

尽管房子靠近马路,夜晚有些吵,但终归有落脚之地,我马上付了定金。

阿丹带着橙子,探望过我两次。我的厨艺不精,刚参加工作没什么积蓄,只能在大排档吃饭。她也不娇贵,一块五一份的瘦肉炒米粉,吃得津津有味。橙子想当红娘,当面问我觉得阿丹怎样。我尴尬不已,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嘟着油光发亮的嘴,阿丹帮我打圆场:“班长可忙着呢,别整天想东想西。”

2005年7月,广州“申亚”。那一年,阿丹离开律所,到她父亲的店里管账。9月份,我以业务经理的名义,被派往南沙办事处,从此搬离沙河顶的小屋。那是我第二次搬家,将个人物品分成两处,其中一部分留天河姑妈家里。

大半年的时间,我往返于天河和南沙之间。南沙办事处,大多是我一个人留守,里里外外没个照应的人。白天,我坐在咨询窗口,替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,见了不少社会底层的人。那时,拖欠工资还不能入刑,被欠薪的农民工几乎天天可见。晚上,独自返回宿舍,空旷的房间,动一下都有回声。老板备了部小灵通,公私两用,接听还免费,对此我很满足。

那年冬天,阿丹常常深夜给我打电话,聊一些生活琐碎,陪我解闷。我们说好了,等我调回市区上班,再报考成人本科。还有五年后,我要买两张亚运会现场门票,带她看最喜欢的乒乓球比赛。

即便久未蒙面,一旦有了共同的期盼,两颗心也逐渐拉近。

那时南沙还未通地铁。周五下班后,买一张二十块钱的车票,搭一辆破破烂烂的巴士,回广州五羊新城,再转乘一趟公交车去姑妈家。这些,成为我生活最大的动力。因为周末,我可以和阿丹结伴外出,四处游玩。

都说“食在广州”,我们到处走走停停。清晨,吃一碗白云山的山水豆腐花;午后,来一串上下九的萝卜牛杂;傍晚,叹一煲黄埔古港的艇仔粥。阿丹说,广州挺好的,要我留下来。

2005跨年夜,中华广场前后,人潮汹涌,热浪滚滚。我和阿丹十指紧扣,穿行在热闹的人群中。最后十秒,气氛空前高涨,有人双手合十,有人大声倒数:“10——9——”

当数到“1”时,阿丹突然抱住我,大声喊道:“方木,你听着,我喜欢你!”

“丹,我也喜欢你!”我用同样的语调回应,再将鼻尖埋进她的发丝。把她紧紧搂在怀里,我第一次,闻到爱情的味道。

姑妈在城中村做小生意,居住条件十分简陋。当时的城中村,可以用脏、乱、差来形容。凌晨一点钟,外面不断有人下夜班回家,有人在烧烤摊撸串喝酒大叫,还有人因太热睡不着走出房间。

从唯一的窗口往外望,深灰色天际下,那一片荒芜的土地,便是广州未来的CBD——珠江新城。忍不住痴想,多年以后,那里或许有我的容身之处。但骨感的现实、廉价的自尊,让我一直躲避阿丹想来姑妈家的期盼。

2006年夏,姑妈养的母猫产了一窝猫崽。我在电话里头讲得声情并茂,阿丹立刻回应,说她店里的东西遭老鼠咬,央我送一只给她。从她迫不及待的语调,我料想鼠患不轻,连夜叮嘱姑妈挑一只最勇猛的留下。那个周末,阿丹坚持亲自前来抓猫。我劝说无效,坐立不安。

周日午后,气温陡升,阳光炙烤着脚下的路。着一袭长裙,蹬一对高跟鞋,头发也被电成大波浪卷,此刻的阿丹,散发出成熟女人味。看得出,她化了淡妆,口红颜色刚刚好。

“我爸不放心,非要一起来。”阿丹拉过站在身边,一脸严肃的父亲。

带着他们左突右拐,走进姑妈住的“握手楼”。像招待贵宾一样,姑妈姑丈两人早早守在门口。进门开了灯,泡一壶好茶,姑妈滔滔不绝地介绍家里的母猫,还不忘帮他们添茶。

阿丹一面点头回应,一面打量房内的摆设。看她紧锁的眉头,还有鄙夷的神色,似乎有些不满。自村外一路走来,她父亲的脸色愈发凝重。

姑妈租的是一房一厅,连我和表弟,家里常住四人。不大的客厅,要容纳一张铁架双人床、一个电视柜,一张茶几,两张木椅,还有折叠餐桌一台。坐在屋里,显得压抑不堪。

“方木,这儿有学习的地方吗?”阿丹的眼睛停止搜索。察觉出言外之意,姑妈停止了讲述,默默去床底下抓猫崽。

“在这儿住,挺舒服的。”我没有直接回答。

阿丹又扫视了一遍,摇摇头,提出要走。

送他们回去的路上,太阳几乎把地上的一切蒸熟,城中村的上空,散发着各种恶心的气味。布袋里的猫,也不安分,喵喵叫得心烦。

各怀心事的我们,闷声不响地走着。

“方木,换个地儿住吧,我帮你找。”趁着父亲走去取车,阿丹终于开口说话。

“我的事,你少管!”从小姑妈就疼我,如今管我吃住,还不收房租,我不敢再奢求其他。

“懒得理你!”阿丹抓过布袋,往停车场奔去。

此后有一阵,我俩陷入冷战,谁都不愿先开口认错。有一天,橙子偷偷告诉我,有男生追求阿丹,听说两家条件相当,又是广州本地人,人也聪明可靠,阿丹父亲很满意。

那一刻,我幡然醒悟,横亘在我们之间的,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阿丹父亲一直不待见我,此时我更加确信。而要让他改观,需要克服重重困难。

眼下的我,刚参加工作的外来工,勉强能养活自己。即便如此,与阿丹家的差距,相差太远。在现实和尊严面前,爱情,像易碎的玻璃,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如果我们注定无缘,那就让爱情,烂在回忆里。而不打扰,是对过去最好的怜惜。

仿佛毕业季的情景重演,我和阿丹连一声“再见”都没讲,便消失在彼此的世界。每年仅有一次的动静,在十月生日那天凌晨,QQ好友列表中,她的头像亮了几分钟,然后又暗下。

2008年底,为了圆自己的“本科梦”,我离开那家咨询公司。公司极力挽留,交接了两个月,我执意离开。

与此同时,妹妹大学毕业,姑妈家已容纳不下。经橙子介绍,我搬去东风中路附近,一个带阁楼的单间居住。这是我的第六次搬家。

房子在老城区,重新装修过,租金也合理,但通风采光不好,白天仍旧要开灯,饭点打开窗,有呛鼻的气味,还常有老鼠光顾。

备考那个月,我宅在家里做题,每天很晚才睡,索性让妹妹睡阁楼。有天深夜,外面下着暴雨,阿丹突然打电话给我,说她在我楼下,和男友吵架跑了出来,要找我诉诉苦。

我惊讶不已,两年没联系,她居然还能找到我。

她,还是两年前的模样,站在楼道口,被冷风一吹,像摇曳的纸片。

进了屋,我才发现,她的肩膀和裤子湿透了。被打湿的衣物,紧贴于身,冻得她瑟瑟发抖。

“快擦擦,小心着凉!”我递上干浴巾,再打开沐浴间的灯。她眯着眼睛笑,眉毛弯弯的,像听话的小孩。

哗哗哗的流水声,从沐浴间漫溢开来,我坐立不安,不知该如何面对。

“啊!老鼠!”阿丹的尖叫打破我的慌乱。循声奔去,只见浴室门已打开,湿答答的地面,躺着三只粉嫩的、尚未开眼的小老鼠,吱吱吱乱叫。她衣服没换,头发裹着浴巾,指着天花板砖,说不出话来。被尖叫声惊醒,妹妹穿着睡衣,吧嗒吧嗒走下阁楼。

阿丹见状,霎时涨红了脸,把浴巾扔给我,头也不抬地收拾自己的物件。

来不及解释,便听阿丹对我连说几声“打扰”,然后夺门而出。冷风扑面而来,我打了个激灵,想追,却迈不动脚步。

第二天,我收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,他自称阿丹的父亲,说她昨夜凌晨回家,淋了雨,一直高烧不退;他又提起非典时期,阿丹因我错失深造的机会,如今这一病不知何时能好。临末,他几近哀求地说:“傻丫头始终放不下你,可你们是没有未来的!方木,请你让她放弃你,好吗?”

我一直没有说话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如果对我死心,能换取她的未来,我宁愿当那个提分手的罪人。

“阿丹,我有女朋友了!”

“方木,祝福你!”

2009年初,我找到新的工作。那年生日凌晨,阿丹发来短信——祝我们生日快乐!

可我,竟忘了回复。

那一年,广州房价逐渐回暖。由于涨租,我又连搬两次家。

也是那一年,橙子被确诊尿毒症,需要透析治疗。她婚后成为全职主妇,丈夫在外地,儿子尚幼,高昂的治疗费用,如大山,压得她喘不过气。

团支书将橙子患病的消息通知我,我们迅速通过班级群,发动全体同学为她捐款。短短一周时间,一笔笔善款汇入指定银行账户。唯独,没有阿丹的消息。

在医院里,我和几位广州工作的同学,亲手将银行卡交给病床上的橙子。那天,橙子刚做完透析,脸色稍显红润。

趁人群散去,我随口问起阿丹的情况。橙子的眼眶潮红,说刚发病那些天,多亏阿丹的照顾,到处联系医院、找病床,帮忙垫押金,把她给累病了。如果不是阿丹找到团支书,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“哎,阿丹这个傻姑娘,整天替别人着想。你在沙河顶和东风中路两次搬家,都是她求爷爷告奶奶,磨破嘴皮子砍下来的租金。”

“她总说,你是干大事的人,以后可出息呢。那些是小事,不想你操心。”

橙子还是没变,一见面就喜欢唠叨个没完。

“她……还好吧?”我从混乱的思绪中挣脱,一丝丝酸楚,迅速由鼻尖沁入心底。

“明年结婚,亚运开幕那天摆酒。”

2010年11月12日,广州亚运会盛大开幕。我不敢打开阿丹的QQ空间。那一年,广州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,姑妈一家只能搬向离我更远的郊外。

11月16日,女子乒乓球团体决赛打响,中国女队以3:0战胜新加坡队,成功卫冕女子团体冠军。我提前买了票,独自看完整场比赛。散场前,我扬起手中的小国旗,在球场内留影并上传至QQ说说。

“五年后,我来了,那你呢?”我在照片下发完这句,竟收到阿丹送来的第一个赞。

如今,我已有了自己的爱人。明早,我将带着她完成又一次搬迁,住进郊外的婚房。

阿丹,我要结婚了。这一路,我会带着你的祝福,走下去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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