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篇文章

佛国与圣人

作者:刘庆邦

四月中旬,我到闽南泉州走了走。因了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著名诗句,我总是愿意把清明和下雨联系起来,并期望春雨真的能在清明节期间如期而至。然而在清明小长假那几天,北京风干物燥,纷飞的只有柳絮,连一点儿雨都没下。直至到了泉州,才总算赶上了雨天,才得以领略清明后的湿意和诗意。

在泉州的三四天时间里,陪伴我们的不是大雨,就是细雨,等于我们一直在雨地里穿行。这太好了,对于生性喜欢下雨的我来说,可说正合吾意。我们白天走了晚上看,走得马不停蹄,看得目不暇给。我们看了太多的历史遗存,太多的人文景观,还看了现代的名牌企业,脑子里装满了太多太多的信息。静下心来,我想把信息整理一下,理出一个头绪,试试能不能写一篇东西。然而我竟理不出头绪来,也无从下笔。我走过全国很多地方,有的地方,只有一个寺,一座塔,或一条河,一座桥,焦点比较集中,写东西时把笔墨对准焦点就是了。写泉州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如果我是一只老虎的话,泉州就像广阔的天空,我写泉州从哪里下口呢? 我该怎样概括这座伟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?

苦思冥想之中,我突然想起在开元寺看到的一副对联:“此地古称佛国,满街都是圣人”,脑子里亮了一下,如同闪过一道佛光,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,这副对联上的话,不就是现成的、对泉州最好的概括嘛! 对联上的木刻书法作品为弘一法师李叔同所写,对联上的话却出自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泉州的评价。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书法当然很好,称得上功德圆满,浑然天成,让人老也欣赏不够。而朱熹的这两句话亦像是信手拈来,古朴自然,毫无雕琢之意。余以为,治学严谨的朱熹,不会轻易为一座城市题词,他定是经过对泉州的全面考量,深入研究,才写出了如此高瞻远瞩的、贴切的妙语。李叔同身在佛界,对书法对象无疑极其挑剔。他之所以愿意把这两句话写成书法作品,至少表明他对朱熹的观点是赞同的。什么叫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呢,朱熹题词和李叔同书法的结合堪称典范。是朱熹的题词具有书写的价值,李叔同的书写又使朱熹的题词声名远播,价值得到弘扬。

那么,何谓佛国呢? 这就要从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说起。没去泉州之前,我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是,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往外国的商品贸易之路。由于中国盛产丝绸,丝绸在对外贸易中成为最著名的商品,贸易之路才被形象化地称之为丝绸之路。我不知道谁是丝绸之路的命名者,我愿意承认这个命名真是挺好的,它给人一种柔软的、飘逸的、悠远的、甚至是艺术性的美感。试想,如果换成茶叶之路,或瓷器之路,那感觉就差远了。也是因为思维停留在商品上,物质上,我对丝绸之路的理解主要是经济意义。到泉州经过学习,我才知道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之路,还是文化交流之路。比起商品贸易来,文化交流的意义更加久长,更加深远。文化交流的内容丰富多彩,难以备述。仅拿宗教文化的交流来说,说蔚为大观一点儿都不为过。在宋元时代,泉州不仅成为东方第一大港,还几乎集中了全世界的所有宗教,从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景教,到伊斯兰教、摩尼教、印度教、犹太教等,可说应有尽有。每一种宗教都在泉州落地,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。我到穆斯林创建的清净寺看过,得知清净寺建于1009年,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。据说清净寺是伊斯兰教最早在中国所建的清真寺之一。尽管清净寺只剩下残存的遗址,但支撑大厅的石柱还在,基本的框架还在,循迹还可以想见当年恢宏的气势,以及众多教民在寺里做礼拜的情景。既然泉州一时间成为全世界多元宗教汇聚的中心,欧洲、阿拉伯、波斯、印度、高丽等外国众多侨民随之而来。举目所见,多种民族,多种肤色,身着各种服饰的人们,在街上摩肩接踵,和谐生活,可不像是佛国嘛!

那么,何谓圣人呢?为什么说满街都是圣人呢?如此之高的评价是不是有些夸张呢?以前我只知道孔子被尊为圣人,历代帝王被称为圣人,普通民众谁敢与圣人相提并论呢! 就连孔子的诞生地山东曲阜,也没听说过那里“满街都是圣人”哪! 后来听到泉州文学院朋友的解释,我才明白了,朱熹的所谓圣人,指的是文化人,文明人。话若是这么说,当然说得过去。因为不论是古代,还是当代,谁都不会否认,在泉州的大街小巷,活动着的人们的确都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文化人,和文明程度较高的文明人。由于泉州的传统文化、中原文化、外来文化底蕴丰厚,气氛浓郁,使生活在泉州的人如同生活在水文一样的文化生态里。久而久之,文化和文明不仅成为泉州人的日常生活方式,还化入内心,成为泉州人的气质。

说到这里,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。那天上午,我们刚参观完开元寺,忽听外面传来一阵鞭炮声。鞭炮声断断续续,一会儿一阵。我马上得出判断,这是出殡、送殡的鞭炮。殡葬文化也是源远流长、深入人心的中华文化之一种,这种文化在泉州有着怎样的呈现呢? 我与另两位作家马上到寺外的大街上去观看。果然,街的对面正进行着一支送殡队伍。队伍浩浩荡荡,一眼望不到头。整个队伍分成若干个方队,走在最前面的是唱挽歌的方队,接着是抬花圈的方队,再接着才是由死者的孝子贤孙及亲戚组成的方队,走在最后的是军乐方队。若仔细看,会发现死者亲人所穿的孝服有所不同:有的披麻服,戴孝帽;有的穿白衫,勒白巾;有的穿白衫,勒红巾;还有几个少年,穿一身红,额头也是勒的红巾。这样复杂的孝服,肯定标志着不同的身份,并各有讲究,只是我们不懂而已。倘若从送殡队伍里请出一个人来,让他讲讲不同孝服的不同内涵,他一定会讲得头头是道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他们何尝不是圣人呢!

原文刊载于《文汇报》,作者刘庆邦,本平台只作展示与交流,不涉及原作者任何权利,望悉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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